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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瑞、 高树仁:高等教育转型的结构一制度整合模式
日期:2017-10-20 00:00:00  发布人:联盟官网  浏览量:95

      面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重大变化、宏观政策导向的重大调整及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重大转换,推进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型已经成为一项战略性任务。这一转型,不仅是外在形态的改变,也不仅是部分高校或人才培养模式的局部改革,而是结构与制度的深度变革与重塑。

一、结构体系的重塑是高等教育转型的核心问题

  ()转型的终极目标是高等教育体系的再次重构

高等教育转型是由经济社会转型所产生的外部驱力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困境所产生的内生动力共同作用所催生的重大变革,其本质是以结构性改革破解高等教育发展的突出矛盾,是高等教育在结构层面提升适应性、发展性和寻求新的增长点的一次超越。结构是审视转型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传统的观点倾向于将转型视为一个侧重于某些或某类学校层面的政策设计,这种认识容易导致高等教育改革的局部失衡和转型的碎片化。在系统思考转型问题时,仅有微观视野远远不够,还须将转型的价值统一到建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宏大使命中,将转型的实践置于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优化乃至重塑的现实语境中,以期获得“先见森林再见树木”的宏观视野和整体架构。这既是系统推进转型需要尊重的一个基本事实,也是一个深刻领悟转型本质的价值判断。

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结构性的变迁,跨空间性是转型的应然属性。跨空间,意味着转型不是某个大学的某项其体改革,而是整个大学群体或所有大学不可避免的使命。如果把转型单纯地解读为某一层次、某一特定群体的办学方向和培养目标的调整,无疑是将这项工作狭隘和弱化了。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转型必然强调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高等学校在结构、功能等方面的整体协调。只有大学群体在整体优化的框架下,各自遵循一定的角色定位,不断强化自己的特色,并沿着自己的轨道拓展发展的空间,转型才能实现其最大效益。也只有通过高校间的相互补充、相互作用,才能共同促成一个既竞争又合作,既开放又封闭的体系。这样一个性能稳定、运行良好的高等教育结构系统,犹如一个有机的生命体,通过对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及价值追求的主动认知,保持整体结构与功能的动态适应性,保持高等教育系统在良性循环与健康发展的轨道上运行。因此,转型就是对高等教育“实然结构”与“应然结构”的一种主动调适。

()转型是高等教育宏观结构布局与大学个体功能定位的深度融合

高等教育结构体系的优化是一种更为强调宏观愿景形成与价值实现有机统一的范畴,其应然状态是以学校个体转型作为结构调整和结构优化的基石。

高等教育宏观结构调整与大学个体微观功能调试具有高度的同构性。现实中,高等教育结构体系依赖大学个体的功能定位而重构,而大学个体的科学定位需要结构体系的引领和启发,每一次高等教育结构的大规模调整都预示着大学个体功能调试的开始。转型是以教育结构体系的重构为航标的大学的结构性发展,是学校个体对自我发展的认知与高等教育系统的结构化双向互动的过程,具有社会性、集体性、协调性的结构目标和价值追求。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改革发展带来的诸多困境,大学需要对自身的结构性失衡予以矫正。但一般来说,“对变化的反应不总是单一的,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反应,甚至相同的个人和群体在不同的时间也会有不同的反应”。以大学为载体的高等教育结构演进,表现为多范式、多端口和多选择的过程。

虽然整个高等教育体系都要应对“转型”这一重要的时代议题,但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高校转型的具体任务会有差异,不同的大学对于高等教育的结构性缺陷也有着不同的回应,秉持着不同的方案和行动。任何大学的发展都不能离开自身特定的场域,都应有自身独特的位置、资源和习惯。脱离了自身的位置,舍弃了原本的资源,改变了适宜于自身发展的行为习惯,转型发展就很难成为有深度的内涵发展。

大学,或由地方本科高校转变为应用技术型大学、职业教育型大学,或由教学型大学转变为研究型大学,抑或由短期大学转变为职业教育学院等,这些办学类型的改变、办学层次的提升、学校功能的拓展都意味着大学从一种生命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生命状态,均有可能为高等教育整体结构带来新的生机、注人新的血液,从而催生新的增长点。大学个体基于整体的结构体系对原有的办学方向、功能定位、层次格局进行重新审视和改造,重新确众发展的基本价值或内涵,最终建众起符合时代特征的新形态。

而伴随高等学校之间功能的分化、协同及相向发展的态势,高等教育整体结构也趋于重新设定。分化和协同的基础在于大学整体体系的协调稳定和功能的匀质发展,而非一盘散沙或整齐划一。因此,当今高等教育之转型问题,并非从高等教育体系中分化出应用型大学这么简单,也绝非局限于部分层次、部分高校的独自变革、转型或更迭,而是通过科学确定高校在学术性和专业性、研究型和应用型等方面的目标定位,重塑高等教育体系,从而实现高等教育结构优化与大学功能分化的有机协同。

二、制度体系的再造是高等教育转型的根本保障

()高等教育转型迫切需要系统的制度环境

高等教育的发展应该是制度性发展。以结构体系重塑为终极目标的高等教育系统性转型的背后,必然是共同的制度性因素。制度的创新不仅为高等教育发展注人新的要素,而且往往成为系统推进转型的强大引擎。转型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从统揽全局的角度建众完备有效的制度体系。

当前,转型所面临的制度问题是系统性的,诸如,如何加强顶层设计,构建分化与协同的教育体系,打造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融通机制、中职教育与高职教育的衔接机制,促进大学结构体系的协调、大学功能的分化与协同发展;如何改变传统的评价模式,建众不同类型高校的评估标准,为转型发展提供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和舆论基础;如何明晰大学在高等教育转型中的主体地位,在招生制度、教师聘任制度、专业设置制度等方面赋予大学更多的自主空间;如何加强部门间的协同,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如何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系统的运作机制,通过经费保障转型、信息促进转型、评估引导转型、试点带动转型等多措并举,使转型行为得到规范、引导、约束和有效履行,等等。这些制度供给障碍、制度实施困境不改革、不破除,高等教育的系统性转型自然难以有效推进。当前,亟须各级政府把创设适宜的制度环境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积极营造有利于转型的各种制度条件,营造实现转型的适宜土壤和制度环境,通过制度建构促进转型目标的全面实现,这也是高等学校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制度创新的关健是优化转型的动力系统

推动转型发展,需要重视并妥善解决不同转型主体的关系问题,正确处理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大学在高等教育转型中的责任和限度。当前,以行政手段为主的教育治理方式仍未根本改变,高等教育面临着外生动力主导发展、资源配置行政化、大学自治能力弱化等问题,仅依赖基于政府行政驱动和统一命令式的转型将会造成巨大的失误或导致低层次的转型行为,提高转型成本和滋生各种转型风险。要使转型发展取得预期效果,就必须统筹协调不同转型主体的关系,构建外生压力和内在动力相结合的动力机制,通过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地方政府的政策推进、行业企业的协同参与及高等学校的组织实施,明晰工作目标,明确工作机制,疏通资源壁垒,解决好利益分配、风险防控、职能整合等关键问题。

由于动力源的不同,转型的实践样态大致可以分为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模式和源于学校的自主探索模式。从总体进程来看,转型一般从政府强力推动开始,贯穿其中的主线包括政策动员、政策认同、制度引领、政策设计、资源调控、选择试点、全面推进等一系列环节。随着转型的深人推进及转型系统研究、经验的不断丰富,高校自主探索模式将成为主流。这就需要在“依法界定行政权力发挥作用的边界,依规律调整行政权力发挥作用的方式”的同时,充分发挥政府顶层设计、宏观引领、政策调控等职能,不断调整改革现有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一些既有的运行规范,加快构建一些新的制度和规则。要凸显高校的主体地位,因为任何改革决策只有转化为学校的行动才能实现。要以“何以”和“如何”催生大学在转型过程中的内生动力为主线,形成支持转型发展的政策框架体系和制度保障机制,提升大学的自我转型能力、开拓创新能力和自我发展的生命力。另外,转型不是在封闭的系统中进行,高等教育诸多深层次矛盾的解决,除了有赖于政府职能的调整和完善外,行业、社会的监督与参与也必不可少。目前,鼓励和促进社会参与高等学校发展的有效制度供给仍然不足,有利于行业充分发挥参与、指导、评估职能的制约因素依旧存在,需要从政府政策和具体实践层面进行规范。

三、构建“结构一制度”整合模式是全面达成转型目标的关键

()建构“结构一制度”整合模式是全面推进转型之必需

无论是结构重塑还是制度创新,都是对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整体转型的实质性判断。结构与制度是高等教育转型过程中两个不同的作用路径,既具有各自相对独众的领域,也存在着交互作用。将两种作用路径放在一个框架下分析,可以看出,转型的战略方向即转型意图是什么以及要达到什么样的转型目标,事关高等教育在功能、布局上保持良好生态的价值导向,是转型战略的出发点、落脚点与判别转型效益的标准;而制度作为转型战略实施的系统支撑,是依据资源禀赋、环境条件及治理模式等因时、因地、因实施主体特征来灵活选择具体路径,是判断转型驱动方式、谋划转型策略过程、营造转型环境的基本依据,构建适切的整合路径与机制,努力在关涉转型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取得新突破,是推进转型的关键。

“结构一制度”整合模式统合着转型的目的与手段、内在与外在、动态与静态等价值特质。首先,结构与制度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联结。转型是从一种发展方式向另一种发展方式转换的过程和结果。“转”强调过程,“型”强调目标和结果。转型既可能是外力推动,也可能是教育系统内生或大学自组织过程,但系统转型的背后,必然有制度的规范和固化作用,制度作为一种根本性手段引领转型的全过程。其次,结构与制度是外在与内在的关系联结。根据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结构是外在的、本体性的社会关系,是作为观念形态的制度的存在基础;同时,结构最重要的特性,就是制度中反复采用的规则与资源,结构的维系必须寻求制度的支持。高等教育系统本身就是结构性的存在,转型自然也是大学个体在系统结构中的重新定位。同时,制度的超强合法性及其资源配置与动员能力,也必然通过计划、指标、项目乃至指令的方式对转型产生引领作用。另外,结构与制度是动态与静态的关系联结。转型不是直线的进步,而是螺旋的上升,包含动态与静态的过程。这其中,结构体系的调适是一个具有时效性和动态性的范畴,这不仅表现在高等教育自身的运行逻辑上,也表现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上。而制度具有形态的历史必然性、内容的客观必然性和客观独众性等特质,在一定周期和时段内具有相对稳定性。转型既要促使大学个体在结构的逻辑下不断与外部世界交互碰撞,又要通过制度逻辑的规范和引领作用,来保持有效状态的相对稳定性。只有坚持以结构重塑和制度再造作为深人推进转型的主轴,建构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联动机制,才能实现转型目标与转型动力的协同,也才能真正达成预期的转型目标。

 ()实践“结构一制度”整合模式需要优化三个机制

转型不能停留于对传统教育模式的缝缝补补,要在结构重塑的目标驱动下改造学校,以制度创新为路径探索新型教育服务供给方式,推动结构逻辑、制度逻辑向实践逻辑的转化。实现“结构一制度”整合模式,要着力建众聚合一依存机制、分工一协作机制和规范一整合机制。其中,聚合一依存机制,即依据高等教育结构体系中学校的相似性,建众共同的价值体系、共同的目标导向、共同的转型规范,形成相互依赖、互为借鉴、示范推广、共存发展的转型机制;分工一协作机制,即宏观层面加强分类引导,实现高等教育的结构分化、功能专门化及运行秩序的再构,使不同类型学校为实现共同的教育理想和整体目标,分担不同社会责任和高等教育职能,微观上促进院校实现自我改革,形成自主发展的机制;规范一整合机制,即将各种功能分化的高等学校类型关联成一个整体,以全局的视域及时、合理、有效地调节高等学校的转型行为,体现对高等教育结构体系的整体性思考、综合性设计与系统性规划,使每一所大学的转型过程与高等教育整体结构的优化过程实现动态的、辩证的交互进行,只有每一个成功转型的大学凝结成有机整体,才能增强高等教育的整体适应性和综合竞争力。另外,要通过这种规范一整合机制规划处理好“全国一盘棋”宏观调控与充分调动地方与院校积极性的关系,形成上下联动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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